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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元旦假期消费市场盘点：人气渐旺，暖意渐浓******

　　餐饮：烟火气回归，线上线下“双主场”发力

　　这个元旦假期，许多餐饮从业者找回了久违的忙碌。

　　位于山东济南大观园景区的城南往事客流量猛增。“1号晚上11个房间全满，等餐区也坐得满满当当，一直到晚上10点半还没忙活完。”店长王一举告诉记者，目前年夜饭的包间也已经全部订满。

　　1月2日晚，人们在山东省济南市芙蓉街游览、品尝小吃。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随着近期一系列防疫政策优化调整，餐饮市场加快复苏。美团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前两日，全国堂食线上交易额较前一周同期增长超1倍。其中，江苏、浙江等地相关交易额增长超230%。

　　线下堂食人气攀升，线上消费热度不减。“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商家推出火锅、披萨等品类的新年套餐，满足消费者宅家聚会需求。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提供新年菜品的商家比前一周同期增长3倍，火锅订单环比节前增长90%。

　　1月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仲宫街道的农村大集上，人们选购草莓。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越来越多餐饮商家更加注重线上线下并重的‘双主场’战略，在堂食恢复之后，外卖能够拓宽服务半径，增加获客，同时反哺堂食，帮助商家实现线上线下双增长。”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说。

　　1月1日，游客在济南宽厚里排队购买美食。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餐馆等经营场所有序恢复，带动线下商圈人气回暖。记者从广州天河路商会获悉，元旦前一天该商圈人流量超过100万人次，各商场围绕创意艺术、国潮文化、奇幻文旅、天河时尚推出100余场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体验。

　　旅游：超5000万人次出游，冰雪游自驾游受青睐

　　从山脚仰望位于新疆的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滑雪场，不同雪道在山腰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翩然而下，在白色雪道留下优美弧线。

　　“元旦假期雪场游客非常多，每天至少有三四个人跟我学滑雪，一天能挣好几百块钱。”滑雪教练王革成告诉记者。

　　1月1日，在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景区滑雪场，一名小游客在雪场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滑雪。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正值雪季，各地游客玩冰雪的热情高涨。飞猪数据显示，元旦期间，包含“滑雪”“冰雪”等关键词的热门冰雪旅游商品销售同比增长超三成，吉林、黑龙江、河北、新疆等成为热门冰雪旅游目的地。

　　1月1日，游客在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园区游玩。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同比增长4.0%。

　　2022年12月31日，不少游客在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大马戏剧场迎接新年。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出游意愿回升的同时，安全、健康成为更多消费者的考虑因素。元旦期间，不少游客倾向于选择错开人群相对集中的出行方式和景区景点。飞猪数据显示，元旦期间热门旅游城市的租车预订量环比上月增长超3倍，自驾游成为热门选项。此外，2至6人的精品团、私家团备受消费者青睐。

　　2022年12月31日，游客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观看表演。新华社发（邹竞一 摄）

　　旅游市场有序恢复，带动酒店、民宿预订量上升。跨年夜当晚，美团平台上高端酒店入住间夜量创下2022年新高，较此前的“十一”假期峰值提升超20%。元旦期间，三亚、西双版纳等热门目的地多家度假酒店迎来满房。

　　电影：元旦档票房破5亿元，市场韧性显现

　　“明显感觉电影院的人多了起来。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看《想见你》，希望通过观影为新的一年增添一些温暖美好的色彩。”来自北京的观众田畯走出电影院后说。

　　统计数据显示，元旦档我国电影市场票房为5.5亿元。专家分析认为，今年元旦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以科幻、爱情、动画为主，契合节日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不同的观影需求。

　　游客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的电影小镇餐厅就餐（2022年12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一系列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各地电影院复工脚步加快。灯塔专业版影院营业地图显示，1月1日当天，全国营业影院10640家，创下近10个月的新高，营业率达85%。在北京、西安、天津、郑州等城市，《阿凡达：水之道》等影片元旦档票房超过上映首周票房。

　　“目前一批新片正在待映，其中《流浪地球2》淘票票想看人数已突破72万。今年春节档影片阵容丰富，预计有望拉动电影市场进一步回升。”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说。

　　1月1日，市民在天津金茂汇商场内观看演出。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业内专家表示，元旦档票房“成绩单”折射消费复苏的同时，也展现出国内电影市场的韧性和潜力。未来要进一步优化电影资源配置，释放优质生产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作品，推动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新业态：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推动内需潜力释放

　　多个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假期，DIY手工坊、“KTV+火锅”、主题乐园夜游等小众玩法持续“破圈”，新消费业态增长迅速。

　　1月1日，马术俱乐部成员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南澳海滩体验海骑乐趣。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垂直细分领域的需求，孕育着新的消费增长点，要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培育壮大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兴消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依绍华说。

　　专家表示，元旦消费加快回暖，为全年消费市场复苏开了一个好头，各地各部门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多措并举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潜力进一步释放。

　　1月1日，市民在武汉市汉口北鲜花市场购买鲜花。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我国居民消费正在向发展型、享受型和品质型消费升级。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壁垒，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和创造消费需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将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生活服务数字化转型，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发展首店首发经济，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同时适时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记者王雨萧、王鹏、徐壮、顾煜、陈国峰）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